应静雅思听网站（http://www.justing.com.cn）邀请，雪儿的历史小品文将被录制成MP3，在静雅思听网站供朋友们免费下载。
目前已将《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英雄PK日本英雄》录制完成，分为两个MP3文件，下载地址为：
静雅思听网站专业配音（静雅思听网站的宗旨：以轻松快乐的方式，传播快乐、知识与智慧，成为现代城市人耳边的智慧声音。）
今后，雪儿还将与静雅思听网站尝试更密切的合作，将《历史战争私家收藏》这一我们共同的家园，畅响起来。
雪儿保留对所有作品的音频改编版权。雪儿与静雅思听网站的合作是公益性的，双方均不得将相关音频用于任何赢利目的。任何人在未经雪儿与静雅思听网站共同授权的前提下，不得将相关音频用于任何赢利目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Winstton 敬启
（雪儿简思经纪人、澳大利亚太平绅士、中国律师资格）
[音频版文本]
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英雄PK日本英雄（上）
作者：雪儿简思（shel jeanns）
简介：中国历史的英雄都是被动地被异族的铁蹄激发起来，都是要到了“不愿做奴隶”的“最危险时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与此相比，日本人眼中的英雄们是野心勃勃，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兽性勃勃的。中国人的英雄观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于利益、结果的道德评价。不是一种利益判断，而是一种道德判断。很多英雄的行为本身并不一定有益于民族、有益于进步，但我们就是看中了那一点教化人心的功用，而且习惯于从悲剧主角中挑选英雄，久而久之，英雄在中国也就渐渐有点中看不中用了。
——作者雪儿简思（shel jeanns）立足近代中外史料，对中日两国“英雄”观的差异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探索。文章结论听众尽可各自取舍，但反思中国历史上“悲剧英雄”的必要性，当无异议。在上篇里，作者将为听众细述中日两国“英雄”在被动和主动、防御和扩张、内敛和张扬等方面的差异。
正文：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蛩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这半阙《酹江月》，出自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之手。“蛟龙不是池中物”一句，与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比，不遑稍让，端的是千古绝唱！与此能相桴鼓的，在我看来，只有前人苏轼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以及后人毛润之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文天祥英雄一世，慷慨就义，不仅成为华夏民族的丰碑，也成为日本的敬拜偶像及武士道的精神源泉，成为明治维新的精神力量之一。当时不少日本志士还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气歌》。
高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奔赴沙场的大和武士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武士道精神所孕育出来的英雄与他们所尊崇的中国古英雄，其实有着巨大的差别。
中国英雄多为悲剧的主角，故事的背景也多发生在我们民族内忧外患的悲秋。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张自忠，每一位都因为抗击外侮而将英名铭刻在我们民族的凌霄阁中。
日本的英雄，如伊藤博文、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乃至后世的山本五十六等等，都是因为开疆拓土而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受亿万日本人的祭奠。
中国英雄的防御性、日本英雄的扩张性来源于两国的军事战略不同。在Elleman Bruce所著的《1795-1989之近现代中国战争》一书的序言中，认为中国的战争都是平乱、抵抗外敌等为主，采用的都是防守策略，目的都是希望推动或维持国家的统一。
的确，让我们回眸历史，除了蒙元、满清以外，自汉以降的整个中国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基于扩张的战争。中国历史的英雄都是被动地被异族的铁蹄激发起来，都是要到了“不愿做奴隶”的“最危险时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大汉王朝霍去病主动出击、纵兵大漠的英雄神武，在其之后几乎是绝迹的。“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李太白吟咏霍大将军的《胡无人》，也从此成为中国文学的绝唱。
到了唐代，“但使龙城飞将在”也不过是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度过阴山那侧去主动出击的雄心是早就没有了的。岳飞可算是后世罕见的英豪，用我们重庆话说的确是难得的民族“雄起”，但他能发出 “直捣黄龙府”乃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言，却难以躲避风波亭的千古恨事。
至于林则徐，一个被称为民族英雄的高官只会焚烧鸦片、驱逐洋人，关起门来打狗，他的英雄性可能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上——这当然不是林则徐个人的悲哀。
与此相比，日本的英雄们是野心勃勃，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兽性勃勃的。日本整个国家战略都是进攻性的，有不少学者都论证过：这是因为其小国浮于大洋之上，必须御敌甚至于主动迎敌于国门之外，否则，小小的本土毫无战略纵深，很容易被逼到“最危险的时候”。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在明治天皇的《御笔信》中便确立了 “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基本国策，与中国历来奉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同，日本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在主权线之外，还有一条利益线。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提出《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所谓的“防守主权线”就是守住碗里的，“保护利益线”则是看着锅里的。这一“利益线”理论直接成为甲午战争的推动剂。
在这样的国家战略之下，日本的英雄当然是外向的、进取的。
战争思想既取守势，则所谓征战、所谓外交，只是追求拒敌或驱敌于国门之外的自卫反击辅助手段而已，很少主动跨过边界。这种被动反应性的内向惯性折射在英雄行为上, 即为短期行为和短视, 浑然不觉国际事态。比如民族英雄林则徐, 禁烟手法即为十分典型的中国特色，简单、粗暴、缺乏技巧，如同对待治下愚民一般，以行政手段处理一切，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旧时代的蒙昧但廉洁的官员在以旧手段应对新世界新事物。其本人虽已明白了要“睁眼看世界”，但依然是昧于形势，在外交分寸的拿捏、后果的预计和应对等方面都十分盲动和被动，完全没有士大夫束发受教以来就被教诲的“上兵伐谋”和“知己知彼”的从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最终以满腔热忱，哀痛举国碧血，徒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慨叹！
反观日本的英雄, 在那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即日本军舰击沉了运输中国军队的英国商船，引发国际争议的冲突中， “肇事者”日本海军浪速舰的舰长东乡平八郎，就对国际法有相当深刻的理解，所以敢于在彼时悍然下令攻击，而后又积极营救欧洲船员，手段老辣，作风硬朗，稳、准、狠，关键是拿捏得恰到好处。日本外交界也在此后的证词收集、法理辩论等方面成效显著，最后结果证明这位看似卤莽的留学英国七年的海归军官，是走了一着精妙的险棋。便是作为仇敌的我们，痛恨之外对此也是不能不佩服的——有哪个中国军官，有这样的胆魄和眼光？！
其实，中国人的英雄观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于利益、结果的道德评价。只要是好人，哪怕做愚蠢的事情、后患无穷的事情也都是正确的，对人不对事，将道义高尚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不是一种利益判断，而是一种道德判断。如宋代李纲这位历史公认的大忠臣，历史研究同时也表明他其实还是个“术疏机浅”的大蠢臣，在金兵围城之前坚持留皇帝在京，结果导致两宫被掳，宋室险些玩完——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斥着奸臣卖国、忠臣误国的荒谬故事。又比如海瑞，他的确是个廉吏，可也的确以廉傲视群侪，与一切不遂己意的事情斗，其实是心理偏执狭隘。我们固然可以把他当英雄，但天下人若都如此英雄，世界上也就没有宽容、理解、分寸、技巧这些词汇了。
中国的不少英雄，是一种“道义英雄”，不是“行为英雄”，很多英雄的行为本身并不一定有益于民族、有益于进步，但我们就是看中了那一点教化人心的功用，而且习惯于从悲剧主角中挑选英雄，久而久之，英雄在中国也就渐渐有点中看不中用了。
英雄理念，既是民族理念的精髓，又带领着民族理念的发展方向。中日两种不同的英雄定位，自然造就国人两种不同的眼光和视野。
从我收集的中日甲午战争资料来看，经常是日本方面上至山川地形，下至对手兵备，悉数掌握，而清军往往是敌人到了正面了，还估数不准，如平壤战役，清军情报夸大敌情有10倍之巨，甚至双方展开阵地战时还没弄清楚对方兵力。战场都如此，何况国际大势、世界潮流？
这种眼光的内向绵延至今，就是国人仍执着拘泥于古老的中国理念。中国人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所谓至善，这一战略思想却被贯穿在战术乃至民族心态之中，以此思想为武装，道、术相混，在现代战争和现代国际利益争夺中根本难以自保。 孙子所谓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军事政治辩证关系，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容易成为懦弱的借口，成为“曲线救国”的借口。谋、交、兵、城是相互关联的，而最基础的还是军事实力，总是想着伐谋，以为动动嘴皮子、使使小脑子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其结果自然是本末倒置。军事力量不行，就只能承受弱国无外交的痛楚，而军事、外交都缺少本钱，即使孔明在世，又如何玩转“上兵伐谋”呢？空城计毕竟是可一不可再的。
一本三国，谈的多是政治阴谋、个人霸术；一部二十五史，通篇谈的也都是帝王将相的潮起潮落、浪奔浪流。造就无数英雄的战争本质是什么？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是经济、法律、外交的综合艺术，是与外部世界的横向交流，尽管是一种极端的方式。所以，同样运筹帷幄，日本的伊藤博文被其国人视为大英雄，中国的李鸿章，则但能免于被指“
而我们在三国式的英雄崇拜情结中，除了斤斤于权谋之术，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虚幻快感外，于国于民于家又有什么实在的裨益呢? 我们的历史学家，居然十分热衷于考据谁开第一枪等等枝节问题，热衷于对敌人进行口诛笔伐，而回避更深层次的自我考问，遑论反省我们何以总是成为悲剧的主角！
相比较而言，日本人的战争记录却是对外经济、社会分析先行，在我收藏的不少甲午时期出版的日本书刊中，除了大量的战争记录外，主要就是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深入分析。如《日清交战录》的首页就是关于清廷禁止棉花出口对日本纺织业的打击的分析。
为什么中日之间对“英雄”和“战争”的理解差异会如此悬殊呢？请继续收听《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英雄PK日本英雄》的下篇。
（音频版文本由静雅思听网站（http://www.justing.com.cn）编辑，已经雪儿简思审核）
静雅思听网站专业配音（静雅思听网站的宗旨：以轻松快乐的方式，传播快乐、知识与智慧，成为现代城市人耳边的智慧声音。）
[音频版文本]
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英雄PK日本英雄（下）
简介： “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梁启超的这句话，可谓真正戳到了悲情的“中国英雄”的痛处。阉割中国尚武进取精神的，是漫长的专制集权。大国崛起，要靠千千万万的进取型英雄抬起来。我们如果还沉湎在悲情英雄中，沉湎在历史控诉中，只怕下一次再出英雄的时候，依然还只能是悲剧英雄。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这样的历史窝囊吗？
——作者雪儿简思（shel jeanns）立足近代中外史料，对中日两国“英雄”观的差异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探索。文章结论听众尽可各自取舍，但反思中国历史上“悲剧英雄”的必要性，当无异议。在下篇里，作者分析了中日在英雄理念、战争理念上的差别由来，并借梁启超的雄文荡气，召唤承继秦汉血性的“我们的”英雄！
正文：
在上篇里，我们提到，中日两国对“英雄”和“战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那么这种差异是民族特性里固有的吗？
其实，中日在英雄理念、战争理念上的差别，是从19世纪的中叶开始的。
在甲午战争中，有一位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多次死里逃生的德国贵族汉纳根，他和中国人、日本人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中日的差别看得十分透彻，在他的《中国书简》中一语道破中国现代化的浅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导致现代化结果差异明显。
在洋务成为显学、海归成为新贵的晚清，中国还是抱持着中学为体的神牌不放，只在技艺层面上学习西方。而同时期的日本，则彻底地开始“脱亚入欧”，全盘西化。
甲午之前，中国海军装备并不弱，号称世界第八舰队。日本人要挑战北洋舰队，其实是举国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心理准备的。而中国的陆军也装备了质量和性能上远超过日军的新式枪炮。几次激战的口岸如旅顺口、威海卫等，都由德国人汉纳根督修了当时最先进的炮台。
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仅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其它软件方面，小到单兵战术，中到军官指挥，大到战略思想，都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在我收藏的很多有关文物中，都不断提到清军的精良装备与低下素质，甚至像聂士成、马玉昆这样的一代名将，也依然是像冷兵器时代一样在战场上遍插旌旗，成了日军炮火的好靶子。这一习惯，甚至到了抗击八国联军的时候还没改过来，英军“中国军团”的指挥官Barnes就惊奇：那么多旌旗不是给对手提供了攻击便利吗？这样的战争态势下，中国要出英雄，也只能出悲剧的英雄、虽败犹荣的英雄，但无论如何毕竟还是失败了嘛！
不少日军战场回忆录提到，清兵装备很好，但不懂正确使用武器，放炮开枪毫无章法，盲目射击，往往把自己的优势军备无谓消耗后，在日军的进攻下只能土崩瓦解。
武器是战争的硬件，这是把双刃剑，关键还在于谁在使用它。毛领袖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最终还是在人，这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讲个小故事。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上将负责日军受降，在受降过程中看到日本人的军事素质感慨万千：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李将军说在回忆录中写道：“透过日军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
在师夷长技方面，中国学到的是浅薄的技术枝节，而日本则完全是理念的更新，脱胎换骨。到甲午战败后，中国才开始了对西方制度层面及文化层面的新一轮学习高潮。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激进派和立宪派，对于中国的“民族英雄”，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推崇重点。主张反满革命的激进派，将岳飞、洪秀全奉为民族英雄，标准是民族抵抗；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反对以族群划线，而将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的张骞、班超、郑和诸人奉为民族英雄。
尚武的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便开始写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为这本书写下了充满激情的长达五千言的自序，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任公在自序中说：“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认为，自黄帝以来，华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蛮在这广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春秋战国间，不强无以自存，是其后的专制集权阉割了中国人尚武进取精神，“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而惟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此必至之符也。”从秦始皇开始，君主们开始“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铜，以弱天下之民”，再动用酷吏、法网构建警察社会，使人们不敢存尚武之心。
“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可谓是真正说中了中国英雄的痛处。中国历史奉行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任何开拓型的英雄都不可能为其主所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洋远征，就是由一位叫郑和的宦官完成的。郑和固然是大英雄，但选派“刑余之人”宣国威于四方，不是皇帝瞎了眼，而是担心在这样一支大舰队的护拥下，正常人可能就会成为争天下的对手。宋高宗杀岳飞，未尝没有这点担心在内，本质上和他的祖上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一致的。
中国的确是太大了些，大到令我们只愿意死守，不愿意进取；大到统治者只要自己位置坐稳就有一切，安内重于攘外；大到我们的英雄不到危急存亡之秋、不到“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就不可能涌现！而且一涌现就注定是“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剧式英雄！！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中国的历史果然是太悠久了，“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看多了便有点审美疲劳，这种悠久甚至导致漠然，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整个一历史虚无主义！
不少研究者将日本的民族性格归结为岛国心态，将晚清时那种老大帝国的迟暮心态归结为“天朝大国无所不有”，这其实就是地理决定论的滥觞。历史学家汤因比嘲笑说，地理决定论充其量不过是“最隐蔽的‘哲学安慰’而已”，这一伎俩不过是体现了人类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欢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完全超出人力控制以及难以为人类所及的各种力量”。
在汤因比“震晕了整个美国”的“文化形态史观”中，核心内容就是：文化是通过对环境“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以此理论，对照梁任公“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悲愤论述，我们可以想见，中日之间无论是英雄的差别还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差别，关键绝不在于两国的地理特性，而在于两国的应对之策。华夏先哲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我们还是“一人为刚”时，我们便也只能拥有和敬拜那些悲剧的道义英雄！
有一位美籍华人作家将“我们的”英雄和“他们的”英雄做对比，他说：所谓民族英雄，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比如有统一诸部的英雄，就有谋求独立的英雄；有扩张领土的英雄，就有抵抗侵略的英雄……抵抗入侵之敌的是民族英雄，侵略者同样是民族英雄，甚至是一位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冷静思之，尤其冷静地把我们自己长期作为被侵凌对象的悲情心态放一边的话，这些“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为什么是“他们的”呢？我们的民族，缺的不正是这些“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吗？缺得不正是“胡无人、汉道昌”的霍去病之类的英雄吗？
当一个国家还在泥泞中抗争、在黑夜中摸索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大国的崛起的。大国崛起，要靠千千万万的进取型英雄抬起来。我们如果还沉湎在悲情英雄中，沉湎在历史控诉中，只怕下一次再出英雄的时候，依然还只能是悲剧英雄。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这样的历史窝囊吗？
“他们的”英雄伊藤博文有诗曰：“楼前饮进三杯酒，天下英雄在眼中。”
你我且干了这杯，为那正在走近的“我们的”英雄同心祷告！！
（音频版文本由静雅思听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