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英雄PK日本英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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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蛩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半阙《酹江月》,出自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之手,“蛟龙不是池中物”一句,与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比,不惶稍让,端的是千古绝唱!与此能相桴鼓的,在我看来,只有前人苏轼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以及后人毛润之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文文山英雄一世,慷慨就义,不仅成为华夏民族的丰碑,也成为东邦日本的敬拜偶像及武士道的精神源泉,成为明治维新的精神力量之一,当时不少日本志士还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气歌》。(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高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奔赴沙场的大和武士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武士道精神所孕育出来的英雄与他们所尊崇的中国古英雄,其实有着巨大的差别。(Shel JeAnns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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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雄多为悲剧的主角,故事的背景也多发生在我们民族内忧外患的悲秋。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张自忠(抗战时战死沙场、日本将官们为其抬棺那位,不是那个政治上随风倒的统战榜样张治中),每一位都因为抗击外侮而将英名铭刻在我们民族的凌霄阁中。(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的英雄,如伊藤博文、乃木希典(Nogi Maresuke,日本陆军军神,点击阅读《恶魔vs英雄:日本军神抬棺上阵》)、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日本海军军神,点击阅读《日本海军战神:偷袭起家的小矮个》),乃至后世的山本五十六等等,都是因为开疆拓土而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尽管这个名字令我们华人这么刻骨铭心),受亿万日本人的祭奠。(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中国英雄的防御性,日本英雄的扩张性来源于两国的军事战略不同。在Elleman Bruce所著的《1795-1989之近现代中国战争》(“Modern China Warfare,1795
的确,让我们回眸历史,除了本身就是异族入主的蒙元、满清以外,自汉以降的整个中国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基于扩张的战争。中国历史的英雄都是被动地被异族的铁蹄激发起来,都是要到了“不愿做奴隶”的“最危险时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大汉王朝霍去病主动出击、纵兵大漠的神武英雄,在其之后几乎是绝迹的,“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李太白吟咏霍骠姚的《胡无人》,也从此成为中国文学的绝唱。到了唐代, “但使龙城飞将在”也不过是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诗句),度过阴山那侧去主动出击的雄心是早就没有了的。岳武穆可算是后世罕见的英豪,用我们重庆话说的确是难得的民族“雄起”,但他能发出 “直捣黄龙府”乃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言,却难以躲避风波亭的千古恨事。至于林则徐,一个被称为民族英雄的高官只会焚烧鸦片、驱逐洋人,关起门来打狗,他的英雄性可能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上——这当然不是林则徐个人的悲哀。(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与此相比,日本的英雄们是野心勃勃,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兽性勃勃。日本整个国家战略都是进攻性的,有不少学者都论证了这是因为其小国浮于大洋之上,必须御敌甚至于主动迎敌于国门之外,否则,小小的本土毫无战略纵深,很容易被逼到“最危险的时候”。这种地理决定民族性格的说法,似乎颇有些唯物主义的精髓(后文有更多谈及)。客观地看,所谓军国主义和扩张战略,也有其相当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就如二战前的德国要争取“生存空间”一样,这是一个资源贫乏、区位局促的国家、民族的本能。(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确立了 “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天皇《御笔信》)的基本国策,与中国历来奉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同,日本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在主权线之外,还有一条利益线。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所谓的“防守主权线”就是守住碗里的,“保护利益线”则是看着锅里的。这一“利益线”理论直接成为甲午战争的推动剂。(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这样的国家战略之下,日本的英雄当然是外向的、进取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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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思想既取守势,则所谓征战、所谓外交,只是追求拒敌或驱敌于国门之外的自卫反击辅助手段而已,很少主动跨过边界。这种Reactive 和 Passive的内向惯性折射在英雄行为上, 即为短期行为和短视, 浑然不觉国际事态。比如民族英雄林则徐, 禁烟手法即为十分典型的中国特色,简单、粗暴、缺乏技巧,如同对待治下愚民一般,以行政手段处理一切,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旧时代的蒙昧但廉洁的官员在以旧手段应对新世界新事物。其本人虽已明白了要“睁眼看世界”,但依然是昧于形势,在外交分寸的拿捏、后果的预计和应对等方面都十分盲动和被动,完全没有士大夫束发受教以来就被教诲的“上兵伐谋”和“知己知彼”的从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最终令满腔热忱化为举国碧血,徒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慨叹!(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反观日本的英雄, 在那著名的高升号(Kowshing)事件(日本军舰击沉了运输中国军队的英国商船,引发国际争议,请看我的系列博文《黄海上的三国演义》)中,“肇事者”日本海军浪速舰(Naniwa)的舰长东乡平八郎,就对国际法有相当深刻的理解,所以敢于在彼时悍然下令攻击,而后又积极营救欧洲船员,手段老辣,作风硬朗,稳、准、狠,关键是拿捏得恰到好处,日本外交界也在此后的证词收集、法理辩论等方面成效显著,最后结果证明这位看似卤莽的海归军官(他留学英国七年)是走了一着精妙的险棋。便是作为仇敌的我们,痛恨之外对此也是不能不佩服的——有哪个中国军官,从清代到现在,有这样的胆魄和眼光?!——看看我们自己的大使馆被炸、军机在家门口被撞落,哎……(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其实,中国人的英雄观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于利益、结果的道德评价。只要是好人,哪怕做愚蠢的事情、后患无穷的事情也都是正确的,对人不对事,将道义高尚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不是一种利益判断,而是一种道德判断。如宋代李纲这位历史公认的大忠臣,但历史研究同时也表明他其实还是个“术疏机浅”的大蠢臣,在金兵围城之前坚留皇帝在京,结果导致两宫被掳,宋室险些玩完——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斥着奸臣卖国、忠臣误国的荒谬故事。又比如海瑞,他的确是个廉吏,可也的确以廉傲视群侪,与一切不遂己意的事情斗,其实是心理偏执狭隘,我们固然可以把他当英雄,但天下人若都如此英雄,世界上也就没有宽容、理解、分寸、技巧这些词汇了。中国的不少英雄,是一种“道义英雄”,不是“行为英雄”,很多英雄的行为本身并不一定有益于民族、有益于进步,但我们就是看中了那一点教化人心的功用,而且习惯于从悲剧主角中挑选英雄,久而久之,英雄在中国也就渐渐有点中看不中用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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